从国家的指导思想到基本制度，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机构的职权与运行程序等做了明确规定。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用恩格斯在1891年5月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如果我决定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区分公意型政治与众意型政治的思想家。

或者也可以说，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观至少部分体现了古典宪政主义学术思想的当代复兴。[13]那么这种体现为公意的人民的公共利益也即普遍利益，是否客观存在？卢梭回答说：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说有什么‘限权的话，那就是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限制和剥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从事敌对活动的权利。国内最权威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者高放先生曾经指出：1958年，我从上海出版的《国闻周报》1927年9月4日出版的第4卷第34期查到厚照写的《嘉尔·马克思传略》一文，其中把‘共产主义译为‘公共主义，把‘共产党译为‘公共党。这个结论，对于认真的卢梭著作的读者来说，本来并不难得出。

两种竞争机制各有利弊，需要进一步开展理论模型分析研究与民主实验试点研究），但却更具有改革的根本性、彻底性。也就是说，只要存在共和主义，就必然存在如影相随的宪政主义。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区分公意型政治与众意型政治的思想家。

总体来看，儒家宪政政体必须以开明君主或弱势君主为前提，否则就会转化为君主独裁政体。这种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宪政体制，可以被专属命名为中国宪政。在公意政党组织的中央领导下的党部或政府执政团队，则处于公共政策竞争层面，发挥着在政治竞争机制中制定具体公共政策和实施具体公共政策的公共政策运作功能。在哈贝马斯看来，民主就是在公共领域就公共问题为相互理解并达成一致意见而进行的交往实践，民主制度就是这种理想交往的制度化，而民主化就可以理解为是公共领域的成长及其民主化的过程，或者说是话语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的过程。

当前，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信仰价值系统缺乏内在的感召力，权力主导的维稳体制恶性循环、难以为继，法治建设步履艰难，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推进遇到障碍而停留在中央文件上，经济衰退的压力日益增大，腐败势力盘根错节，缺乏制度性制约，官民矛盾突出，缺乏朝野共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破坏。[25] 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修订版，第308～322页。

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宪派中主张以宪政发展和保障社会主义的新学派，在社会主义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研究上经历了长期的大胆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宪政建设新思路，可以成为推进改革的政策路径的重要选项之一。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为代价。所以，如果所有有代表性的利益集团（政团）都能被组织进入审议院，并获得相称的议席，那么在公意表达机关和公意政党组织的公共立场之积极影响下，经过利益协调过程，审议院也可以形成公意。政治价值共识层面、公共政策竞争层面和集团利益表达层面，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分别解读为执政层面、施政层面和参政层面。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仅借助台湾学者萧高彦教授对古希腊的古典宪政主义思想的剖析，来阐发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观的思想源流。如果执政党的新改革开放政策推进顺利，那么这种稳健改革力量还会持续扩张，并有助于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的巩固。[2] 秋石：《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3-10/16/content_2508102.htm，2013年10月23日访问。显然，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高于国家，生活世界高于系统，或者进一步说，政治公共领域高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与市场规则领域，公意高于权力与市场。

在压力型体制下的社会政治场域中，自由主义右翼的力量既没有被充分组织起来，也没有被充分表达出来，这正是自由主义思潮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如何评估和应对已经造成的现实的传播效应，如何面对历史的审视。

萧高彦进一步指出：假如citizen和regime/politeuma两个元素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城邦秩序理论中，已经尝试结合民主参与、精英统治这两个政治哲学概念，则在现实政治中，也就是说在城邦政治当中，他提出由democracy与oligarchy（寡头政治的执政集团——笔者注）混合而成的共和政体成为可实现之最佳政体，便完全不令人意外，所以……这个regime是在希腊城邦政治的条件当中把贵族权威的因素跟民主参与的因素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误读始于1952年以色列哲学家雅各布·托曼（Jacob Talmon，又翻译为塔尔蒙）发表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

如果你当选市长后，因违反党章被开除党籍，那么根据这种宪政制度你就必须辞职，由市党代会通过竞争性提名程序另外向市人大差额提名新的市长候选人选。‘公共党，表明这个党的奋斗目标不是只追求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要管好公共资产，增加公共产品，发展公共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完善公共选举，厉行公共决策，加强公共管理，严密公共监督，提高公共理性，弘扬公共精神，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造福公共大众。公意型政党执政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在全国人大及其立法院作为议会多数党执政（多数席位的保障有宪政保障方案和政治保障方案两种选择），掌握立法权，其次是作为公意型政党依据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对接式的宪政民主程序专享国家领导人的提名权，譬如通过党代会竞争性提名的党内民主程序推荐两个公共政策团队到人大竞选政府组阁权，把公共政策治理团队的最后选择权、决定权交还给人民，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实行基于人民同意的治理。政团政治功能分层理论认为，在政治团体参与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政治功能层面，即政治价值共识层面（以公意型政党中央为政治主体）、公共政策竞争层面（以公意型政党的政策竞争与施政团队为政治主体）和集团利益表达层面（以众意型多元政团为主体）。但是，《求是》杂志在10月16日发表了署名秋石的文章，其中指出：与一些认同‘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有利于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学者不同，有些人主张的‘宪政民主有着确切的政治内涵和指向，就是西方那一套制度模式。在自由民主主义看来，公意的一元性与民主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实践中成功的人民民主制国家是没有的，但以人民民主制理想为旗号的国家却是有的（如前苏联东欧），只不过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已经所剩无几。

所谓人民精英，就是指那些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具有远大的理想和目光，以及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品质，并作为积极的政治人具有较高的政治热情、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愿意全心全意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去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愿为实现公共利益和崇高社会理想而奋斗。令反宪派失算的是，社宪派拒绝从宪政高地撤退，而指挥官们显然也不愿意被反宪派牵着鼻子去毫无根据地对坚守学术阵地的社宪派宣布死刑。

[2]这篇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反复播报的权威文章虽然被认为充满萧杀之气，可仍然把社宪派与西化宪政派做了区别对待。[5]这种统治团体与公民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当今中国存在的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着内在的逻辑链接。

[19]也就是说，审议院是一个侧重集团（政团）利益表达和协调的机关，而立法院则是一个在集团利益获得充分表达和协调的基础上侧重利益统合的机关。由于公意必然表现为一种普遍共识，最终不可能是多元的而只可能是一元的，所以，肩负着代表、促成、统合和实现公意的政党组织也只能是一个。

[4]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9页。如果所有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点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存在了。公意作为道德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每个社会个人绝不能成为公意的代表，只有从众人中产生出来作为道德化身的人物，才能体现公意，为公意执 勤。众意的国家追求个人自由、社会多元与妥协合作，而公意的国家则追求平等互助、团结一致与和谐进步。

公意政党组织作为一个立党为公并具有共同的公共信仰的科学信仰组织，必须坚持依宪立党、依法治党、民主建党。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的王朝一般要比西方古代王朝的统治更稳定更持久一些，汉唐宋明清的历史都在三四百年左右，其秘密就在于上述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传统中。

[9][以]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第51页。总之，只要建构起完整的政团三层面民主结构和互动的五种权力制约机制，公意就能相对客观地形成。

再如，台湾的国民党，党内民主也很充分，党主席要由全体党员直选，党内也有政争，譬如马英九与王金平就曾竞选过党主席，也存在诸多心结，但为什么在关说事件后王金平不肯放弃党籍、退出国民党另组新党呢？在台湾民主转型前期，宋楚瑜曾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另组了亲民党（当时分裂出去是有特殊背景及其原因的），但在台湾两党竞争的大格局下，其他的小党都没有太多的政治发展空间。最后，请允许我再次用恩格斯在1891年5月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如果我决定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

[7] 波利比阿在解释罗马兴起的时候，曾认为这六种政体如果不加以混合均衡的话，就会出现循环转化，即从君主制变成暴君制，再从暴君制变成贵族制，又从贵族制变成寡头制，再从寡头制变成宪政民主制，再从宪政民主制变成暴民政治，然后回到原点，再重新循环。雅各布·塔尔蒙在其《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认为有两种民主主义，即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而卢梭的公意理论正是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理论旨在塑造只把公意作为自己的意志、而且把这种结果看作自由的公民，并用人民取代了重农主义者的专制启蒙的君主[9]，而能够以人民的名义来确认公意并戴着公意面具发号施令的不过是人民的王或者少数的官僚精英。这五种制约机制缺一不可，从而形成一种宪政框架内复合式制约机制之间的互动制衡关系。在上述三个层面中，我们似乎从其纵向结构上隐约地看到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某些局部特征。

在皇族与官僚集团联合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皇权是世袭性、垄断性和排他性的，但开明的皇帝愿意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相权也即治权通过科举制度向天下读书人（知识精英）开放，同时道统、学统高于政统的儒家宪政意识形态强化了民本民生主义的仁政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形成国家主权的垄断性、世袭性与国家治权的参与性、开放性混合共存并以天下为公为政治想象的治理模式。[20]这段话表明，完全的众意之和即公意，但是不完全的众意之间基于私利的相互妥协协议却不一定反映公意。

在实行法治与分权的过程中，不能阉割和放弃人民主权。在汪亭友等反宪派看来，由于阶级斗争与敌对势力的存在，党和政府的权力不仅不应被规限，而更应以专政的名义不断加强。

选举制度能够塑造政党竞争的基本格局（如多数决制往往促成两党轮替的政治格局，比例代表制往往促成多党政治格局），而在宪政社会主义所设计的宪政制度中，执政党的分裂不具备任何可能性条件。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体系里，专政与专制、独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专政与民主、宪政兼容，而专制、独裁与民主、宪政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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